一、问题的提出

二、孤证补强之价值

三、孤证补强之孤证的范围

四、孤证补强之补强证据的范围

讨论孤证补强规则中孤证的范围，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孤证不能定案规则中孤证的范围。孤证的范围限制主要源自于对“孤”字作何解释，《说文解字》将“孤”字的解释从孟子的“幼儿无父曰孤”引申为“凡单独皆属孤”。在法律领域中，《民事诉讼法》第71条和第75条规定视听资料和当事人陈述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其是否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则规定当事人陈述、特殊证人的证言、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存疑的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以及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等五类证据不能单独用来认定案件事实。而在《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范中，除在数量意义上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的被告人供述界定为孤证外，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建议稿）》第170条规定了不能单独采信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以及未出庭证人的书面陈述且对方持有异议的三类证据，其他规范中对于证据何时属于孤证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尽管仍有学者和检察官坚持孤证仅指被告人供述，但随着孤证的外延由被告人供述向其他证据的扩张，孤证不能定案已然由孤证不能定罪转变为孤证不能定事。基于案件事实的片面性以及绝对孤证出现的可能性，孤证已经由数量意义上的唯一转变为证明意义上的唯一。当前有关孤证的研究并不多，对孤证的范围划定也未形成统一观点。主要存在以下六种观点：其一，对立说，即就同一待证事实是否成立控辩双方分别提供了相互对立且数量、质量势均力敌的证据，则对于认定被告人有罪而言，控方提供的证据就属于孤证；其二，案件事实说，即证据为某案件事实的为唯一证据时，可视为孤证；其三，主要事实+直接证据说，即若直接证据为案件某主要事实的唯一证据时，可视为孤证；其四，主要事实+实质证据说，即若实质证据为案件某主要事实的唯一证据时，可视为孤证。其五，有罪证据+独立性/指向性说，即从独立性上来讲，即便案件中存在多个有罪证据，若他们来源同一则亦可视为孤证；从指向性上来讲，即便案件中存在多个有罪证据，若这些证据为其所证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时，均可视为孤证。其六，有罪证据+指向性说，即若证据为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唯一证据时，可视为孤证；即便案件中存在多个有罪证据，若这些证据为其所证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时，亦应视为孤证。

相较而言，上述六种观点主要是从孤证的成因、指向性以及证据属性三个方面选择一个或两个作为孤证的属性特征。对立说放弃了对于数量上唯一的执念，讨论了因证据冲突导致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证明力存疑的情况。这种观点对于将“一对一”的冲突证据界定为孤证没有问题，但证据冲突仅是造成证明意义上孤证的原因之一，难以涵盖造成孤证的其他可能情形。案件事实说虽然将证据指向有罪降维至具体案件事实的认定，但其问题主要在于对案件事实没有作出限制。一个刑事案件可以具体为多个待证事实，并非所有待证事实的认定都有必要遵循孤证不能定案规则，案件事实说也提出对定罪量刑没有影响的案件事实可以不适用这一规则。作为一项指引性规则，在界定孤证时就应当对此直接作出限定，而非将之作为例外情况进行讨论，否则难免有徒增该规则复杂程度之嫌。主要事实+直接证据说与主要事实+实质证据说的差异有二：其一，后者将主要事实限定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其二，后者认为间接证据亦应归属于孤证所辖范围。就主要事实而言，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仅指犯罪行为，也可能指的是犯罪意图和犯罪结果。若将主要事实仅限定为犯罪行为，则难免有狭隘孤证不能定案的适用范围之嫌。同时，并非所有犯罪行为都有必要适用这一规则，如在复杂案件中，对于某一环节中的某个具体犯罪行为，若对定罪量刑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则没有必要坚持孤证不能定案。就间接证据而言，一方面即便主要事实是犯罪意图，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陈述外，均需通过中间事实的认定予以推论，能够证明中间事实的证据对于可证的中间事实来说均系直接证据。另一方面间接证据无法单独、直接证明主要事实，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才能证明主要事实。所以，从证明意图上来讲，若只有一个间接证据则其仅能证明中间事实，无法实现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明意图；若存在其他证据与其共证主要事实，则不存在依据间接证据孤证定案的问题。故而，主要事实+实质证据说对于待证事实与证据属性两个方面的限制均不合理，但这并不是说主要事实+直接证据说就是合理的，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并未在证明意义上界定何为“只有一个”，这也是正确把握孤证范围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此，有罪证据+独立性/指向性说在吸收有罪证据+指向性说的基础上，将“只有一个”界定为数量性孤证、独立性孤证以及指向性孤证三种类型。这一观点的问题主要在于忽略了证明意义上的唯一的另一种情形，即利害性孤证。利害性孤证指的是虽然存在多个具有独立性且指向同一主要事实的证据，但因证据提供方均与案件结果具有天然的利害关系，使其在证明意义上只能视为一份证据。利害性孤证主要包括一事多证和多事多证两种类型，一事多证指的是对于同一主要事实存在多份相互独立的证据。如在打架斗殴案件中，互殴双方均有多人参与且均称对方先动手或对方某人所受伤害为其自己不慎所致。正如有些法官所言，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在证明意义上毫无二致。那么与共犯供述相似，由于与案件结果的天然利害关系，多名利害关系人所证陈述之间的相互补强（印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没有实质性的增强效果，故而应当被视为证明意义上的孤证。多事多证指的是对于同一案件中被告人多次实施的同一犯罪行为存在多份相互独立的证据。如在诈骗案件中，多名被害人对于被告人的辨认结果。在这种情形下，与多次盗窃中多次盗窃金额应当分别认定相似，按照一事一认的要求，对于被告人的每一次诈骗行为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尽管多次诈骗行为的相似性可以用来证明是同一个人实施了这些诈骗行为，但此类案件中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为同一个人实施了这些诈骗行为，而是是否为被告人实施了这些诈骗行为。那么，根据Mc Granaghan案的上诉判决，“不论两起犯罪的情节多么相似。如果陪审团对一起犯罪的罪犯识别不能确信的话，该识别也不能用于支持另一起犯罪中的识别。相似的事实只能显示是同一个人犯了两个罪，而不是被告就是那个人。必须有证据让陪审团能够确信，至少在一起犯罪中，被告人就是犯罪人。”相似的，在同一人多次实施诈骗行为的案件中，至少应当确认其中一起诈骗行为确由被告人实施。否则对于多次诈骗行为而言，每一个被害人的辨认结果均无法促使法官形成确信，均属于利害性孤证。彼此之间由于待证事实的相对独立难以形成有效的补强（印证）关系，无法在实质上起到彼此增强的效果。是故，前述六种观点对孤证的界定均非合理之说。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旨在否定单个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那么对孤证的内涵理解也应从“单个”和“案件事实”两个方面展开。“单个”从成因上来讲主要包括数量唯一、独立性唯一、指向性唯一、利害性唯一和系统性唯一五种类型。其中，系统性唯一指的是随着数据时代的来临，电子证据逐渐发展为刑事诉讼中重要的定案证据。囿于对数据系统的依赖，电子证据会因系统孤立、数据数量不足以及载体孤立等原因形成数据系统意义上的孤证。

“案件事实”指的是能够直接证明的主要案件事实。由于补强仅是消解孤证不能定案规则适用结果的可行方式之一，故而孤证补强规则适用对象的范围要小于前述界定的孤证范围。当前，有关应予补强的孤证范围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其一，肯定论，即凡是孤证均需予以补强；其二，例外论，即除孤证可借由经验判断或其他方式确认其证明力外均需予以补强；其三，两证三反论，即虚假可能性高的言词证据和存在其他解释可能的物证应予补强，证明力可以得到确认的证据、能够证明中间或部分事实的证据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无需予以补强。相较而言，肯定论的问题在于忽视了证据证明力救济方式的多样性，补强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所有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都有必要通过其他证据的补强来解决。例如，对于鉴定意见类孤证可以通过鉴定机构或鉴定人的资质类辅助证据来解决诉讼一方对其证明力的质疑；对于视听资料可以通过提取笔录及其内容的鉴定意见等查证其真实性。例外论的问题在于经验判断固然是判定证据证明力的主要方法，但孤证的查证属实仍需求助于其他方式进行确认，特别是对被告人犯罪身份的辨认需要借助其他证据的补强予以确认，故而不能将经验判断对孤证证明力的确认作为孤证补强的排除性条件。两证三反论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对中间或部分事实补强需要的否认，其理由为中间或部分事实的补强需要会有碍于叙事理论中故事模型的形成和最终案件事实的认定。一方面，在叙事理论中，我国的故事模型形成于侦诉机关移交的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之中，在初步接受二者所叙之事的似真性之后，方才对支撑叙事的证据进行审查，故而对于中间或部分事实过渡、中介作用的解构验证并不会有碍于故事模型的形成，反而是在为故事模型夯实证据和推论基础。另一方面，固然中间或部分事实推论的案件事实最终还需接受叙事印证的检验，但中间或部分事实的得证是推论的基础，若中间或部分事实的证据基础不稳固，则会导致推论事实存在其他可能。即便据此形成了自洽的叙事模型，也会因中间事实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最终案件事实认定时存在合理怀疑。如在某杀人案件中，在犯罪现场的烟盒上发现了被告人的指纹，证明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进而推论被告人为杀人凶手。其中，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作为中间事实，仅有烟盒上的指纹是无法完全得证的，既可能是通过他人携带转移至犯罪现场，也可能是被告人其他时间遗留。尽管可以借此中间事实的推论形成自洽的故事模型，但中间事实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使得被告人杀人这个故事存在合理怀疑。这一例证不仅揭示了两证三反论中自相矛盾之处，也说明了若非借助其他证据的补强排除中间事实存在的其他可能，则其最终的故事模型势必存在合理怀疑。故而，有碍于最终事实认定的不是对孤证的补强要求，而是无法得证的中间事实。其二，以细节内容的缺失限定言词证据的补强需要，其理由在于类比隐蔽性证据规则，细节内容的存在能够表明言词证据具有较强的真实性，进而可以据之认定案件事实。问题在于细节内容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但与被告人供述相似，细节的透露并无证据法上的意义，特别是对身份辨认的证明上。例如证人对被告人的辨认，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0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4条的规定，辨认应当根据证人提供的被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筛选辨认对象，即便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尚且无法避免辨认结果出现错误，更何况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严格遵守。又如若被害人作为犯罪侵害的亲历者，对犯罪的一些细节内容自然知晓，但也会因紧张、客观因素等难以对被告人作出正确的辨认。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实际参与者，其对细节内容的陈述难以说明其指证被告人强奸行为的真实性，即部分真实并不代表此类证据的全部真实。故而，是否能够仅依据言词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不在于其内容中是否存在细节内容，而在于这些内容能否据之实现证明意图。况且，即便根据细节内容认定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在被告人供述与之存在冲突时，还需借由其他证据排除矛盾所在。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观点对应予补强的孤证的范围划分均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孤证补强的必要性在于借由其他证据查证其真实性的同时赋予其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应予补强的孤证既要符合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对主证据的资格要求，也要符合孤证自身的属性特点。首先，应予补强的孤证应当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刑事证据接受法庭调查的条件仅为证据的证据能力，包括取证主体、取证手段、取证程序、取证对象以及证据形式等五个方面均应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证据能力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尽管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证据能力审查与证明力审查截然二分的审查程序，但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0条、第32条、第33条和第34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14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31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6条和第410条等的规定，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时，应当在庭前会议中先行核实。若检察院未能就证据合法性提供证据材料予以证明的，可以撤回相关证据。若控辩双方未能就证据合法性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当开展庭审调查。若辩方当庭就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法庭可以先行当庭调查或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也可以应控方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休庭或者延期审理。若经法庭审理，对证据合法性存疑或确认不合法的应当予以排除且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这也就意味着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则不会考虑其证明力是否足以定案的问题。孤证作为刑事证据的一种特殊类型，亦需遵守有关证据能力的一般规定。其次，应予补强的孤证应当表现为证明力不足。孤证不能定案的核心原因在于孤证的证明力无法确定，而补强是通过对待证事实新证明的引入来担保孤证的证明力。孤证的证明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先验不足，即前文论及的囿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压制使得孤证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难以满足转化为定案证据的要求；其二为冲突不足，即因控辩双方提供了证明意义上（即足够有效履行自身证明责任）等量等质的冲突证据导致双方证据均被归为孤证，难以据之认定案件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未将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的自我冲突归入其中，原因在于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是审查二者真实性的要点之一，自我冲突本就会导致二者的证明力存疑，与其是否属于孤证关系不大。根据现有规范是否强制要求对孤证进行补强，可以将应予补强的主证据划分为强制性补强和裁量性补强两类。强制性补强仅指在证据合法性审查中说明材料的单独使用禁止，《高法解释》第四章同时规定了各类证据着重审查的程序内容，当控辩双方或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疑问时，控方应当提供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否则该证据会被法庭予以排除。若控方使用说明材料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证明，则除应符合《高法解释》第135条提出的形式要求外，还需得到其他证据的补强，方能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裁量性补强则指的是除证据合法性说明材料外，其他孤证是否需要补强应当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证明力救济方式的一般使用顺序予以裁量。若孤证的证明力可以通过其他新证明的引入方式得到担保，则无需适用补强救济。

应予补强的孤证除应满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要求外，还需符合孤证自身的属性特点。首先，应予补强的孤证应当是有补强可能的孤证。这一要求仅是针对系统性孤证所提。由于三类系统性孤证或因电子证据的特殊性无法通过其他证据获得补强，或因数据数量是确保其证明的绝对前提而无法通过其他证据获得补强，或因审查方式主要是对电子证据载体可靠性的审查而无需通过其他证据获得补强，故而此类证据不存在补强的可能，也就无需将之纳入应予补强的孤证范围之内。其次，应予补强的孤证应当指向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实。如前所述，受限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对孤证的范围限制，若孤证指向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则无论该事实是否属于构成要件事实都没有必要拒绝接受其作为定案根据，自然该孤证也不在孤证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内。这里的影响定罪量刑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判断，同一个主要事实在不同的具体案件中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也可能并不影响定罪量刑。例如，在贩卖毒品案件中，对于证人C就被告人B向其贩卖毒品数量为50克的证言，尽管根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毒品数量是决定其法定刑的起点的主要因素，但囿于此次贩卖行为仅是其多次贩卖行为中的一笔，在其余贩卖数量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此次贩卖的50克认或不认对其法定刑起点的选择没有影响，那么就没有必要对此予以深究。又如监控视频在多人故意伤害中可以直接用来认定某一被告是否实际参与了伤害行为。若故意伤害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则该行为对于多名被告人认定为故意伤害既遂没有问题。但若故意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在多名被告人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难以辨明的情况下，均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未遂。如果能够认定某一被告人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该被告人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既遂，其余被告人应当认定为一般的故意伤害既遂。再次，应予补强的孤证也可以指向中间事实。前文在评析孤证范围和应予补强的孤证范围的现有观点时，先是否定了间接证据亦应归属于孤证范围，后又肯定了中间事实亦需补强。这两个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一个证据是否属于间接证据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证明意图。以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指纹为例，若欲证明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则指纹属于直接证据；若欲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则指纹属于间接证据。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是推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中间事实。若欲证明后者，则指纹的存在本就无法实现证明意图，不存在是否仅依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抑或是根据其他证据排除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可能，则也不存在仅依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若欲证明前者，即便属于中间事实，当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时，亦需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方能作出认定。特别是对于影响此罪彼罪认定的犯罪意图，只能凭借中间事实予以推论。固然犯罪意图才是最终需要证明的主要事实，但可证的是能够推论犯罪意图的中间事实，故而中间事实也是证明意义上的主要事实。例如，A和B发生争执，最终B被A的刀戳中受伤。被告人A辩解称其拿刀只是想吓唬B，B是在争抢过程中意外被戳中，他并不具有故意伤害的意图。对于被告人A是否存在故意伤害的意图决定了其应当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还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而故意伤害的意图只能从其是否存在拿刀刺向了B的行为推论。若证人证言囿于视角问题仅能证明二人确实发生了争执且被告人A拿刀指向了B，则还需其他证据对被告人A拿刀刺向B进行证明，如法医鉴定意见证明B受伤位置是意外无法造成的等。最后，应予补强的孤证不能指向于被告有利的事实。这一点并不是说辩方在证明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时不能使用证明力的补强救济，而是说在控方证据因先验不足或冲突不足导致无法据其定案时，辩方无需使用补强救济进一步增强其证据的证明力。从证明责任的角度来讲，若孤证因先验不足需要补强，则囿于补强的强制性辩方并不承担相应的动摇责任。若孤证因冲突不足需要补强，根据《高法解释》第271条的规定，辩方和被害人一方履行动摇责任时，若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有疑问，也可以要求二者进一步补充证据。尽管辩方可能为有效履行动摇责任对其提供的孤证进行补强，但在双方证据冲突有效形成之后，辩方已然有效履行了动摇责任。此时，控辩双方的证据均在证明意义上属于孤证，仅有控方基于说服责任有效履行的需要，需要进一步提供补强证据用以排除证据冲突。从证明标准的角度来讲，控方有效履行说服责任的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而辩方有效履行动摇责任的标准为引起合理怀疑，故而辩方提供的证据即便是孤证，只要能够消解控方说服责任的有效履行程度即可，没有必要作出更进一步的补强。需要注意的是，此项要求存在一种特殊的例外情形，即在特别程序中，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就有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存在异议，且能够提供证据支持其异议的，控方同样需要基于有效履行说服责任的需要对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进行补强，借以排除被害人一方的异议。